每到夏季，太湖藍藻問題便引起人們密切關注。前幾日，盡管有關太湖藍藻大面積爆發的消息并沒有得到官方證實，但許多人開始質疑：十年太湖治污，是否真的取得了成效？
13日晚，環保專家朱玫表示，“如果以2007年太湖水危機事件為分水嶺，太湖流域治理已經歷了兩個階段。”
她解釋說，上世紀90年代到2007年，是治太1.0時代，處于防御期，主要實施了“九五”和“十五”國家重點流域規劃，部分地區水質有所改善，但總體治污速度仍落后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速度，流域整體水質進一步下降。
第二階段，2007年至2015年，治太2.0時代，實施了國家太湖流域綜合治理總體方案和省實施方案。流域整體水環境質量明顯改善，治理進度和污染速度已進入相持期。
“十三五”開始，國家和江蘇省都對太湖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打造成生態文明建設的樣板工程，為中國探出一條經濟建設與生態文明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
“因此，太湖流域治理進入新的階段，是戰略總攻期，進入實現環境質量全面改善、建成生態文明樣板工程的治太3.0時代。”朱玫說。
但這一時代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和困難。朱玫分析說，一方面經濟L型還將持續一段較長時間，轉型有個痛苦的過程，地方政府發展壓力非常大，也不可能像前幾年一樣有充足的財力繼續保持高強度的治太投入；另一方面環保工作好壞已上升到政治高度，對地方黨委政府形成了巨大的環境壓力。
“面對新階段、新要求、新形勢，新一輪治太工作不能再簡單重復、按部就班，要謀求新辦法，創造新機制，激發地方政府和社會各層面治太的內生動力，主動作為，再創佳績。”朱玫認為，如果把太湖治理也視為供給側改革的組成部分，那么，治太3.0時代重點要關注三個方面改革。
她說，第一項改革就是加強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進一步融合，推進綠色生產方式的轉變。“蘇南地區經濟發展離不開實體經濟的壯大，要在去產能和調結構中實現蘇南的再工業化，是升級版的綠色發展。”朱玫認為，蘇南環保重點就是要在新一輪再工業化進程中加快推進綠色生產方式的轉變，一方面要加大執法力度，淘汰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另一方面也要修改地方法規，給實體經濟松綁，不能一刀切地禁止傳統行業發展，要通過提高環境準入門檻、依靠科技進步和發揮市場力量，幫助企業改變生產方式，推進行業綠色轉型。
“沒有落后的行業，只有落后的企業。同樣，管理理念和手段如果不調整客觀上也會阻礙綠色發展的進程。”她說。
朱玫認為，第二項改革是加強財政資金和社會資金的進一步融合，推進投融資機制的創新。“江蘇太湖治理從2007年開始就設立每年20億的財政專項引導資金，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面對眾多工程項目依然捉襟見肘。”朱玫說，新一輪治太，解決資金需求和發揮好資金效益仍然是主要短板，財政資金要改變以往行政分配的傳統模式，要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既要發揮出更大的環境效益，也要實現資金的保值和增值作用，財政資金也要有造血功能，要發揮出更大的杠桿效應。
“可以依托治太專項資金建立太湖治理基金，成立一個太湖治理平臺公司。”朱玫認為，這個平臺公司可以做幾個方面工作：一是可以投資重大公益性、流域性治理工程項目，或購買服務，采用PPP模式與社會資本以及地方政府合作；二是可以投資非公益性盈利性治太工程，參與分紅；三是可以發行綠色債券，或者投資綠色債券，募集資金用于公益性或非公益性等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四是投資太湖流域環保企業，幫助企業發展壯大，共享企業成長利潤。各類投資所獲收益可以滾動繼續投入太湖治理，建立一個“錢從哪里來、投到哪里去”的良性循環機制。
“第三項改革是加強政府、企業、公眾等多方融合，加快環境治理體系的構建。”朱玫說，太湖治理前兩個階段實質還是政府主導、企業配合、百姓摻和，還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運動，社會參與度并不高。治太3.0時代要注重補齊公眾參與這塊短板，把公眾參與放在與政府和市場同等的地位來看待，這也是今后幾年蘇南地區生態文明體制改革要解決的一個重要任務。
“治太工作中無論是項目建設、污染治理、生態修復、規劃編制、信息公開、綠色金融、責任考核等建設治理管理各個環節都要充分發動企業、社會組織、社區組織和百姓的作用，以實際行動自下而上主動作為，真正改變企業生產方式和老百姓生活方式，才能從源頭上徹底解決環境問題。”朱玫說，如果說治太前兩個階段是政府主導的“火車頭”時代，那么治太3.0應該是政府、企業、公眾等各方力量都成為“動車組”的高鐵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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