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終于要照進來了。”中組部“千人計劃”國家特聘專家、浙江竟成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胡如意一語雙關點贊五水共治，“我們欣喜地看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對環境的重視程度是開創性的，（這幾年環境）變化非常大，（收獲成效）比我想象的要快。”
浙江因水而名，因水而生，因水而興，因水而美。歷來被稱為江南水鄉的浙江，近年來陸續發生了環保局長被懸賞下河游泳、死豬污染黃浦江、黑河臭河牛奶河等一系列事件，水生態系統破壞十分嚴重。
2013年底，浙江省委十三屆四次全會上明確提出“五水共治”（即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水），并被寫入該省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
經歷了全面鋪開的2014年，鞏固、深化、沖刺的2015年，通過科學治水、依法治水、全民治水，浙江生態環境得到明顯改觀。
然而，治水是一道復雜的函數題，有獨特的因變量與自變量。在浙江這幅當代治水圖中，多處河道現反彈，折射長效機制待建；農村治污困難重重，或需因地制宜；企業轉型升級，仍需把握發展方向。
在浙江，治水是一條上坡路，非常辛苦卻又志在必得。
五水共治“回頭看”：防反彈保常綠常青
五水共治治污先行，浙江以治污水為突破口帶動全局。兩年來，浙江不斷刷新著自己的成績單。
消滅了超過5000公里的黑臭河；新增2000公里污水管網；越來越多的河道水綠岸青，親水平臺、河畔綠道、濱河公園成為城鄉群眾釣游休憩的好去處……
兩年來，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成績有目共睹。然而，整治好的河道能否“常綠常清”呢？
杭州西湖區西環河出現反彈；紹興越城區21名河長因治水不力被問責；人大代表抽查了杭州7條被摘帽的河道水質6條為劣5類……在治水取得成效的同時，卻出現了部分河流的反彈。
浙江的治水反彈現象也讓很多人看在眼里。
“這個情況是現實存在的。”浙江浙大水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鄧冶就說。
“水環境治理首先不是一個簡單的治理任務，它是一個持久戰，不能太急功近利。”浙江天韻生態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任紅星坦言，河道污染并非短期形成，“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形成的，我們不能看得太簡單化。”
“我們對于這種弄虛作假、不認真治理、推諉等（治水現象）要監督和嚴懲。”胡如意首先否定了污水治理不負責任的現象，同時他也認為應該客觀看待河流污染反彈問題，“本身環境治理特點造成了反彈存在。”
“中國河流主要表現在內憂外患長期存在。”胡如意解釋道，外患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外部污染很難短期內被有效攔截，二是原來管網建設的重視程度不合理，存在錯接漏接現象，三是民眾環保意識不高，存在偷排漏排現象。而內憂表現在，其一被人為打直的河流不利于生態重建，其二河流緩坡變成直立駁岸不利于沿河的緩沖和治理，其三斷頭河造成河流的淤堵。
的確，“五水共治”還遠遠沒到可以松口氣、歇一歇的時候。已經治好的黑臭河，如沒有長效管理，很容易出現反彈。
“在治理過程中，應該有科技治水的理念。”任紅星建議道，治水采用傳統的方法，性價比不高，最好請專業的單位、機構來實施治水任務。
不僅如此，在任紅星看來，治水還要標本兼治，而非做形象工程。“污水的根子在岸上，如果污水的排入、截污等工作沒做好，光是清理河道、外來補水，這些是治表的、短期的。”
讓浙江山長青、清流常在，需要科學的長效機制。這是浙江省下一步要認真提交的答卷。
五水共治“在路上”：聚焦農村創兩富兩美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浙江看來，治污不僅要停留在城市，建設兩富兩美浙江與農村治污不可分割。
治理農村污水是浙江“五水共治”中的大拇指工程。2014年，浙江省啟動了83個縣（市、區）的農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提出力爭用3至4年時間，使該省農村生活污水治理村覆蓋率達到90%以上、農戶受益率達到70%以上。
據了解，近兩年來，浙江以治污水為突破口，緊跟推進城鎮截污管網覆蓋和農村污水處理、生活垃圾處理覆蓋。
如在杭州桐廬縣，在推進“五水共治”工作中，從全面實施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及資源化利用入手，從源頭減少垃圾對水體的污染。
桐廬縣環保局副局長楊振武介紹稱，將農村生活垃圾分為可堆肥與不可堆肥兩類，每家門前都設置黃藍兩只桶，桶上羅列可堆肥垃圾和不可堆肥垃圾種類，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對農戶進行示教。
來自桐廬縣的相關數據顯示，該縣于2014年10月實現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收集及資源化利用全覆蓋，通過一年多的運行，一是農戶源頭分類正確率和收集率維持在80%以上；二是垃圾焚燒量下降約20%；三是生產垃圾有機肥原料3600噸。
“為確保進度和質量，淳安縣先后出臺60多項制度，來監管農村截污納管工程。”淳安治水辦宣傳組組長楊約順告訴中新網記者，比如明確項目經理和“五大人員”資格條件、實名管理、嚴禁施工企業擅自變更工程人員等。
美麗鄉村建設不僅在源頭防污，還要鐵腕治污。在這些環保專家看來，農村與城市不同，其環境承受能力和容量較大，將污水資源化處理不失為一個良策。
“環境有一定自凈能力，（自凈）并不是說不去處理，而是應該更加因地制宜地處理。”鄧冶認為，農村的財力物力有限，如果按照城市的污水治理設施的建設標準，農村沒有辦法負擔。
這與胡如意的觀點不謀而合。“農村每個地方條件都不一樣，有些因為水量污染物并不大，所以可能并不需要做一些現在的治理設施。”作為環保專家，胡如意認為農村治污應該因地制宜，而非一刀切。
在這些專家看來，人類排放的糞便尿液都是有機肥，將這些資源化利用，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能拉動一個產業的發展。
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任紅星認為可以借鑒國外的治水經驗，采用一些專業的第三方公司來建設相關的污水處理設施，再來進行運營、后期維護和管理，以免導致設施的閑置、廢棄，更有效率地進行污水治理。
五水共治“向前走”：轉型企業謀綠色發展
水是一面鏡子，問題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曾表示，低層次產業造成的工業污染，是水的最大污染源。
兩年來，浙江用治水倒逼企業的轉型升級，其中浦江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早期的浦陽江一會白、一會紅、一會藍的，五顏六色。而一江臟水源于浦陽江畔的浦江縣內眾多水晶加工小工廠。
2013年，夏寶龍親自抓浦陽江污染治理工作，一年不到，浦江縣關掉了13000多家小企業。
把視線向東挪，能看到浙江的“母親河”錢塘江，這條擁有“天下第一潮”的名江，也參與了這場“變革”。
據報道，為了治理錢塘江，浙江全面推行城鎮污水處理廠一級A提標改造。作為錢塘江流域曾經最后的“五類區”，金華在污水處理廠建設“一廠一濕地”，出水水質中氨氮和總磷排放濃度在一級A標準基礎上再下降80%和30%。17個縣級以上飲用水源地也已完成一級保護區物理或生物隔離。
同時，浙江實行了最嚴格的環保標準，對造紙、電鍍、羽絨、合成革與人造革、發酵類制藥等11個行業實行水污染物特別排放限值制度，不達標的企業，一律停產整治或關停。
據了解，錢塘江流域至今已關閉污染企業近千家。早在2014年底，錢塘江就已完成“垃圾河”和“黑臭河”的治理任務。今年全流域又深化治理“黑臭河”781.5公里，完成河道綜合整治822公里。如今，錢塘江流域在浙江八大水系中，第一個全面了消除劣五類和五類水。
一個“減”字背后，是壯士斷腕，淘汰落后產業；一個“轉”字背后，是倒逼企業轉型升級，擺脫傳統路徑；一個“管”字背后，是控制排污總量，讓企業切身體會消耗資源必須付出高額代價。
減到底、轉到位、管得住，這是浙江省兩年來“五水共治”倒逼產業轉型所做的不懈努力。
現是浙江天韻生態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的任紅星就是轉型成功的典型案例之一。
據了解，多年前，任紅星的天韻農業是寧波鄞州區最大的藺草企業之一，年產值超過6000萬。1995年前后，鄞州藺草產業迎來發展最高峰。可藺草加工屬于高污染行業，不少員工也因此染上“塵肺病”。
“我們企業面臨一個選擇，如果繼續生存下去，必須要對粉塵治理和污水處理進行升級改造。但是升級改造投資也比較大，當時的技術也不是很成熟。所以最終，我通過綜合考量，還是選擇逐步把原來的產業規模縮小。”任紅星在縮小企業規模時，從危機中看到了商機，他選擇轉型到環境污染治理行業，“既然那么多的企業都有污染治理的問題，那么今后市場肯定是非常大的。”
幾年來，通過申報專利和PPP的創新治理模式，天韻逐步打開了市場，成功從一個高污染行業跨入環保這個朝陽產業。
不僅是天韻，任紅星告訴記者，許多他身邊的藺草企業都實現了轉型，有從事生態農業的，還有從事廚余垃圾處理的。
“傳統企業遇到發展瓶頸，好多都是在朝環保、生態等輕污染低能耗行業轉型。”任紅星說。
據報道，浙江母親河錢塘江源頭的一家企業——浙江巨化也轉型做環保產業。作為一家以化工立身的公司，該公司負責人周永清坦誠巨化曾經可以說是污染企業，但目前該公司的環保技術已經可以輻射周邊，承擔了附近園區多家企業的污水治理，它的兩廢中心也承接工業、醫療廢物的接收業務。
作為國內辦公家具龍頭企業之一，圣奧集團2013年投資1300萬元升級了生產基地的環保、消防設施，積極發展循環經濟。
而這些企業只是浙江治水倒逼企業轉型升級的縮影。
對于轉型升級中的企業，任紅星提出建議道，新的產業的選擇最好跟原來產業有一定關聯，如上下游關系或供應商與被供應商的關系，不僅如此，還要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綜合考量。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說，他最大的夢想，就是把浙江的水治理好。而這也是浙江上下的共同夢想。
現如今，浙江民眾可以直觀地感受到，村前屋后明顯干凈了、水質變清了、魚蝦也多起來了，蒼蠅蚊子比往年少了。
行進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條可持續發展之路上，浙江腳步穩健而自信。浙江五水共治才走了兩年，而它的目標不僅于此：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地更凈，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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