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有不少去日本旅游出差回來的國人，驚訝于日本的干凈，并感嘆：日本街道太干凈了、幾乎沒有什么死角；城市能見度就如4K電視，天空常年是“APEC藍”；自來水完全可以直飲，各種料理都透著健康的味道……
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不是污頭垢面卻處處透著小清新，對于飽受水污染、大氣污染困擾的中國城市來說，日本的治理經驗或許可以帶來些許信心——可曾想，半個多世紀前，這片土地和水域也曾飽受洪澇和工業污染之殤，它成功實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并推動了日本社會、經濟和環境向可持續方向發展。
近日，在省外辦組織下，記者走訪了日本靜岡、大阪地區的政府環保部門、企業、環境NGO（非政府組織），看看日本版的“五水共治”能帶給我們哪些啟示。
在日本，很少企業敢偷偷排污
政府對企業用了什么雷霆手段？
至今，在日本的中學課本里，還一直沿用著一幅關于“水俁病”的圖片：一位母親憐愛地托著女兒畸形的身軀，凹陷的胸腔、細如枯枝的雙腿和茫然空洞的雙眼，女兒面朝天空，似乎在譴責著命運的不公。
圖片中的少女是1960年代以來，日本數十萬工業污染受害者的一員。
戰后，日本的經濟飛速發展，在全國掀起了工業化的浪潮，但同時，也對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以造紙大市富士市為例，由于監管上的漏洞，工廠廢水往往不經處理就直接排入了河中，造成當地農業歉收減產，百姓生活環境惡化疾病多發。最嚴重時，當地一個重要港口田子之浦港內污物堆積，連船舶都無法通行。
面對居民的強烈抗議，此后10年，當地政府對港口內的污泥先后進行4次大規模疏浚處理。與此同時，國家層面先后出臺公害對策基本法、水質污濁防治法和新的環境基本法。
靜岡縣專門修建了專供企業排放處理后的工業廢水的岳南排水渠。排污企業必須先對自己產生的污水進行凈化，凈化到一定標準后，才能將廢水排放到岳南排水渠。如果企業每年排出的廢水中固體懸浮物容量超過2萬噸，需負擔額外的處理費用。政府還會對排水量在50立方米以上或排出有害物質的企業進行專門檢查。
如果企業偷偷超標排污，那么后果是可怕的，—旦發現，政府會關停企業，企業不單要支付造成污染的賠償金，還會被強行要求企業引入相當高額的（價值幾千萬元）處理污水的機器設備。因此企業都不敢以身試法。
這樣通過控制污水總量的排出，田子之浦港恢復清澈，污染歷史再未重現。
有人會問，如果企業在處理污染上投入很多資金，產品成本也會相應漲價，那么在市場上就會沒有競爭力。然而這個“合理”的邏輯在日本是不成立的，在日本，一個企業如果對環保無動于衷，消費者就會不滿，市場就會淘汰其產品。也就是說，環保不僅是政府的要求，也是民眾和市場的要求。
中國水處理技術更強，標準更高
為何水質卻不如日本？
在大阪三菱麗陽水處理公司采訪時，三菱旗下的幾家水處理公司負責人向記者介紹了他們的膜過濾、藥物凈化、分離精制等先進水處理技術，不少專業名詞聽得記者不明覺厲——水處理技術這般強悍，難怪日本的自來水能實現直飲啊。可一打聽得知，事實上中國的水處理技術并不低于日本水平，有的技術甚至更高，另外中國水質標準的限定更為嚴格。
為何高技術高標準卻并未帶來更為純凈的水質，日本專家說，除了中國水質本身比較硬外，你們水質標準的制定和執行是兩碼事。中國可能有一個比較高的標準，但執行不給力，標準不就成了擺設嗎？記者汗顏。
據了解，我國水污染防治技術從上世紀70年代發展到現在已經很成熟了，而且這些年投入的資金也不少，目前主要還是環境管理機制存在問題，阻礙了技術和資金的有效使用。因此只有嚴格執法，讓受到污染影響的公眾群體加入到決策和管理的過程中來。周邊老百姓是不會讓自己要喝的水被污染的。這種堅決保護水源的力量，實際上就給水環境保護提供了原動力。
和水環境相關的法律法規
雙手雙腳都數不過來？
日本很早就醒悟到經濟發展不能以犧牲環境作代價，因此對環境保護的立法起步很早，且在環保立法的細分化上，已經做到了極致的地步。
日本富士市環保廳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1958年，日本制定了《水質保護法》和《工廠廢物控制法》； 1967年，通過了《環境污染控制基本法》；同年日本還頒布《公害對策基本法》；1974年日本頒布《公害健康賠償法》，以后更陸續頒布了一系列環保法規。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內閣成立了專門的防止和治理污染機構，該內閣因此也被稱為“公害內閣”，“公害內閣”通過了《廢棄物處理法》、《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等14項環境保護法案。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又頒布了《環境基本法》、《節能法》、《再循環法》、《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以及《21世紀議程行動計劃》等。
另外，日本立法機構制訂的污染物排放標準非常具體。詳細的規定使得監測、處罰、治理有詳細而具體的依據，不僅企業難以渾水摸魚，也便于公眾、媒體等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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