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蘇明日前透露，環境稅方案已上報至國務院，并正在按程序審核中。一時間，各路輿論暢想千億環保盛宴，環保類上市公司額手相慶，高污高排企業則惶惶不可終日。
面對此景，曾負責2011~2012中國環境稅收體系研究項目的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馬中覺得好笑。“歷經十年之久尚不得出臺的環境稅怎可能如此輕易通過？即使通過，初始實施的力度也不至于會對上市公司產生太大的影響。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市場的反應不免有點大了。”
實施時間表仍待定
雖然早在2008年初，我國相關部委就開始聯手研究環境稅開征工作，但是中國目前并沒有實施環境稅，也無試點。“如果要立一個新稅種，至少要先對此立法。現在相關的稅法都沒有提出來，環境稅又怎么可能一蹴而就？今年推行是無望了，明年也很難說。”馬中告訴記者。
業內人士也認為，考慮到各方利益以及主管部門角色定位，如果要立一個全新的稅種，必須先確立其法律地位，經由全國人大來推行相關的立法。“目前國務院并未頒布相關條例，這說明環境稅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上述人士表示。
基于法律程序和政策導向，環境稅的推行可能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由參與的主管部門，如發改委、財政部、環保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布文件，在現有的稅種下面增加稅目，落實相關細節；第二，由國務院頒布條例或由人大立法，宣告環境稅的實施。“參照燃油稅的實施路徑和時間表，環境稅可能有過之而無不及。”馬中說。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到生態補償機制，環境稅作為此項機制的具體補充而受到萬眾矚目。從宏觀形勢的發展角度，目前稅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房產稅、資源稅、遺產稅和環境稅四大類，然而根據民生緊迫性以及對經濟影響的重要性來說，環境稅在這四類稅種中排在最末位，因此在前三項稅種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環境稅的實施時間可能更要押后。
非猛藥難治沉疴
“由于中國工業結構分布的不均衡，環境稅一旦實施，作為地稅的可能性較大。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考量中，環境稅可能只有減收而沒有增收的作用。”馬中分析，對地方政府而言，如果稅率太低，則起不到刺激企業防污治污的決心，企業拿少錢買心安的可能性大大存在，設立環境稅也只是走個形式；如果稅率定太高，則傷害企業生產積極性，增加企業負擔，導致企業破產或是尋找其他的地方開展生產經營，即使環境稅收上來，其他稅收卻會跟著降下來。
早在環保機制變嚴苛之前，由于排污費操作體制較為靈活，收支用度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可以根據地方經濟和環境形勢，自行定奪。地方政府憑借在收取排污費上的優惠來吸引企業進駐，這已經成為某些地方招商引資的不宣之秘。然而一旦環境稅法確立，原先排污費的減免將會成為偷稅漏稅的犯法行為，企業也不愿意冒著風險前來，這對于經濟欠發達的地方來說，無異于少了談判的籌碼。
馬中認為，靠犧牲環境維持企業的高利潤和經濟的高增長，就猶如飲鴆止渴，終有自食惡果的一天。“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就是靠犧牲環境和資源轉化而來的低成本和機會。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環境和資源已經超支貢獻了30年，承受不起進一步的消耗。眼前環境稅遲遲難以出臺，但不代表沒有出臺的必要。相反，正是由于形勢緊迫，意義重大，才要三思而后行。”
雖然環境稅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進展不甚順利，但是業內人士一致認為，環境稅應盡早實行，否則用于修復生態環境的資金欠賬越多，遺留問題的解決難度將越來越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致污成本小，企業便會不自覺踐踏環境和人本底線來追逐利潤，誰污染誰治理的法標就成為一紙空談。北京的霧霾，廣西的鎘污染等環境事件已經拉響了警報。
馬中認為，環境稅的立稅原則在于“環境無退化”，在此基礎上設置稅率，不能簡單地將排污費改造成環境稅，馬中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去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收入52萬億，工業增加值為24萬億，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為5.6萬億元，然而去年一年上繳的各種排污費加在一起只有200億。如果環境稅只是單純地由排污費轉化而來，那么200億的稅收根本負荷不起5.6萬億利潤所帶來的環境污染。
馬中建議，地方政府根據國家標準制定稅率，務必讓企業做出選擇：一是納稅不治理，用繳稅的方式購買治理污染的服務，此舉不僅支持地方稅收，也將帶動一批環保公司發展壯大；二是治理不納稅，為了減少稅賦的負擔，企業將尋求技術革新，轉變落后生產方式和方向，自動退出高污染高排放行業，完成產業結構調整，此舉也將為碳排放權交易等綠色金融打開一條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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